当代中国建筑的精神在哪
————王澍获奖之后的反思
文：刘昆
2012年，世界建筑学界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得主、中国设计师王澍，着实成为西方建筑界的宠儿，并引发了国内建筑界一次“地震”。地域精神再一次成为评价建筑的风向标，这是国内建筑界始料不及的。
当我们正把国家最高科学奖授给吴良镛时，西方人却把象征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颁给了一个体制外的、个性十足的人，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建筑界的调侃。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当代中国建筑的精神在哪？中国在城市化大发展时期，其建筑的方向该指向何方？
尴尬的是，王澍是中国建筑市场中的边缘人物，作品虽说扎根本土文化，但从整体的品位格调上看，仍不乏西式的英雄主义表现，这恐怕与中国传统建筑“恬淡无奇”的境界相去甚远。王氏作品还注重形态要素和强烈的体量造型，刻意呈阳性，还有较多的柯布式风格。这种体制外随性而起的“非常态”，获得了西方人的褒奖，成为一种意义的界定，说明中国建筑的话语权实际上掌控在西方人的手中，如同中国商品期货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一样。
如果理性地分析中国建筑精神特别是传统精神，不难发现一种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的理念，即不以“座”而以“群”的方式构成：基本上是组或群的建筑组合，并形成院落式的空间格局。因此，它不刻意追求建筑形态的创新，而强调空间的序列。例如，中国建筑的合院思想注重总体布局，认为“实”与“虚”是相生的统一体，因而，建筑整体上呈现出无形而有意，意在情景之中。可以说，外谦内扬是中国人一贯的生活态度，反映在建筑上就是“门堂之制”，正如“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正如李允鉌在《华夏意匠》中所言：中国的单体建筑采取了“标准化”，在变化上是有限的，相反，在院落空间中形状、大小和性格等的变化是无限的，用“无限”来引导“有限”，化解了“有限”的约束。就是说，不过分追求建筑物的高大奇巧，而强调空间的进程，即在空间展开游历体验，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步移景异，层层递进，同时表达了一种长卷式绘画边走边看的全景感受（图1）。
石家庄石头村，虚空之处皆为妙境
由此可见，中国建筑空间形态体现为阴性，以“负体形”的院子作为重要表现要素，关注“虚空”的界定，而不在意“实体”的变化，这恰恰与西方阳性化的体块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相比之下，王氏作品基本上是通行的国际化，在中国大市场中微不足道，或者说是另类的个性表现。
对中国设计师而言，问题的焦点在于何谓“创新”？摆在国内设计师面前的问题恐怕远不止简单的形态创新，比如权贵利益、官方意志、商业噱头以及集体无意识等，都成为建筑创作中的羁绊。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处于过度膨胀的发展状态，一方面，新颖的建筑带来了光鲜炫耀的城市风景；另一方面，建筑在盛装之下隐隐作痛，在浮夸、浪费和消耗面前，无数次地改头换面。更有甚者，简单的“拆与建”导致了更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城市问题，民生、贫富差距以及城市形象趋同化等，成为我们天天关注、但似乎又不关注的话题。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被项目冲得无影无踪，过多关注于自身的感觉，实际上是缺乏公德意识的表现。
所以说，王澍得奖值得国内建筑界反思，中国建筑发展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因而不断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蚀，大多数设计师无视于本土文化和情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建筑变得混合、骄躁和非常态，失去了文化的平衡，“杂音”充斥于建筑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使得原本纯正的血统变为了“混血”，正如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所说：“混血具有将异质的、敌对的元素融入自身的灵活应变性。这种灵活性、应变性，表明其自身仍然处于未成熟的状态。”于是乎，建筑创新之争，多半是关注其外在形式，而非内在的意蕴。
令人遗憾的是呈主流的美学意识，普遍缺乏对人文地理差异的理解和尊重，使真正注重地域类型的设计遭受冷遇排挤，很大程度上，时尚精神胜过场所精神。这种竞争实质上已经脱离了人们的需求，因为在社会价值标准不明的情况下，所谓创新只能屈从于纯粹的量化成就，而不是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振兴，变得随意、浅薄和盲从。
在西方意识的感召下，国内很多设计师基本丧失了独立创作的精神，一方面被强势的西方意志所“指导”，另一方面在利益权衡和形式创新的双重压力下，妥协为世俗化的概念推销者。虽然一时甲状腺亢奋的想法，可能会眼前一亮，但因自相矛盾，更容易造成肤浅的精神误导，强加于人文地理之上的“垃圾”，已是比比皆是（图2）。因此，抵制自大妄为应当成为一种觉悟，而驱除外来神话更需要坚强和信念。
北京CCTV大厦，权贵意志的产物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在地域类型学的基础之上沿承有序地发展今天，要警惕简单地复制或篡改历史图式及符号带来的危害，特别是人们善于从古至今、从西到东地寻找着一些快捷的途径，以获取一个令人愉悦的繁华世界和所谓的文化。这种把兴趣放在搜集古今文化图式和符号上，更多地是带有某些主观意志或噱头的炒作，或者说是一种陈腐的“拼贴术”。
美国建筑理论家科林?罗认为，“拼贴术”作为不明的期望目标，可能导致形式主义、即兴式、城市景观杂拼、波普主义以及其他人们可以选择命名的程式。严格地说，“拼贴”的方法是一种认识论的妄想，其信息是含糊或混沌的，并不能表达文脉的理想化。而且，缺乏内涵的简单拼贴，难以令人心服，特别是以极度奢华的方式“拼贴”属于精神的东西时，更易招致人们的质疑和反感。
毋庸置疑，建筑物基本目的是使用，即满足于生活的各种需求，符合更多人的利益，或者说需求在于物质与精神双重标准的实现。就此而言，王澍作品之争正是实用与精神的矛盾，尽管演绎了本土可持续性的建造和传统文化的重塑，但是无论如何，“实用”是不可缩减的建筑概念，而且不能过度强调社会脉络之外的个人化的专业“措辞”，把生活的复杂性减至基本功能，这一点也是人们对其作品的质疑之处。
实际上，我们缺乏为普通人做普通设计的勇气，害怕平淡，但其实平淡是生活的常态，精彩的平淡是一种高境界。设计也是如此，一旦脱离了形态的束缚，便可进入创作的自由，由专注于样式的翻新转向对人的行为及需求的关注和尊重。一种不太注重表面化的效果，是真正进入了“但得琴中曲，何劳弦上音”的境界，这也许是当今国内设计师普遍缺少的文人心态吧。
（本文参考了《华夏意匠》、《黑川纪章．新共生思想》、《拼贴城市》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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