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演变
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发展的盛期（蒙元时期至“土地改革”期间）时，喇嘛人数、寺庙数量和建筑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寺庙数量方面；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大全》丛书中记载：“1930年代，兴安西省有107座寺庙，兴安南省有197座，兴安东省有42座，锦州热河有282座，四子王旗和达茂旗有34座，察哈尔有92座，伊克昭盟有271座，乌兰察布盟有118座，锡林郭勒盟有100座。这些数目充分证明清朝末年内蒙古地区有一千多座寺庙的说法。寺庙的规模方面；在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几十座喇嘛人数超过千人的寺庙。有文献记载，乾隆年间，科尔沁地区的双赫尔庙的喇嘛总数超过1200人，道光年间，阿拉善盟广宗寺（南寺）的喇嘛总数超过1500人，光绪19年（1893），呼和浩特的希力图召的喇嘛总数超过1000人，蒙古贞旗的葛根庙喇嘛总数有过3000多人，此外，鄂尔多斯的准格尔召和乌审召、锡林郭勒盟的查干敖包庙等寺庙都有过1000多名喇嘛。寺庙是喇嘛们的居住场所和活动场所，喇嘛人数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寺庙的占地面积和建筑群的规模。例如，喇嘛总数超过一千人的乌审召，寺庙建筑有过24座殿堂、203座佛塔、四五百间喇嘛住所。可见，发展时期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上万座殿堂，它们的大小不同、风格不一，都是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
“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1947—1976）时期是内蒙古藏传佛教的黑暗时期。“土地改革”活动中废除了寺庙的土地所有权，“社会主义改造”中，内蒙古地区寺庙（庙仓）的畜牧业经济全部转化到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在佛教界开展了“挖肃”与“挖内人党”活动，喇嘛们严重受到批判斗争。尤其是在“破四旧”活动中直接捣毁寺庙建筑物，并宣布宗教活动为非法，禁止了群众信仰宗教。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绝大部分毁于这个时期。昔日辉煌的1000多座大大小小寺庙基本上都销声匿迹，只有极少部分的殿堂幸存。它们并不是作为文化遗产而被保留，而是充当弹药库、粮库或者办公场所，无意中留存至今。例如，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25座寺庙上百座殿堂当中，只留下宝善寺的3座殿，诚恩寺的1座殿、广恩寺的1座殿、成达寺的1座殿。
从80年代至今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恢复时期。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为“三大冤案”进行了平反，1981年召开了全区宗教工作会议，1985年召开了全区喇嘛教工作会议。因此，1981年恢复宗教活动，喇嘛们和群众开始修缮寺庙建筑物。1985年至1995年间，由国家筹集资金，对全区重点寺庙进行了修缮和开放，其中修缮了重点寺庙23座，一般寺庙49座。之后，大力支持开发寺庙旅游景点，大批修缮、重建寺庙建筑物，到目前有100多座大小寺庙已经踏上恢复的路程。
发展时期的寺庙建筑演变
蒙元时期至“土改”“文革”期间的几百年之内，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历程。
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接受了一些蒙古族的传统文化，萨满信仰和苏力德崇拜融入到佛教文化当中。这些文化的演变反映在寺庙建筑的演变上。内蒙古地区独有的地方神庙和苏力德独贡是很好的例子。
地方神（山水之神）的崇拜是萨满教的信仰，与佛教融合后有了地方神庙。但是，较早期的地方神庙不是佛教寺院在一起。创建巴林右旗的荟福寺时，把地方神庙建在寺院外一里地之处，里面供养着巴林罕山神的画像。后来才把地方神庙建设在寺院里的配殿的位置上。
苏力德是蒙古族的权威与力量的象征，很早就有苏力德崇拜，佛教传播后寺院里建设了供有苏力德的殿。一开始是直接祭拜苏力德，后来慢慢神化而画出苏力德佛像，把它当成佛来供养。鄂尔多斯乌兰木伦庙是专门供养苏力德的喇嘛庙。巴林右旗荟福寺有过供养苏力德的殿堂。民间还有很多人在家里供养苏力德佛。
二、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受到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内蒙古地区很多寺庙里建有关公（关云长，也叫关老爷）殿，关公殿是显然的汉传佛教渗透的产物。关公殿的分布情况也不一样，相对的来说，内蒙古东部较多西部少。从文化历史传播的角度上来看，东部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比较严重。还有一个汉传佛教的印记是绝大多数寺庙的罗汉殿里面供养的十八罗汉，而藏传佛教经典中只讲十六罗汉，有些早期建成的寺庙里供奉着十六罗汉而不是十八罗汉，例如包头市美岱召就供养着十六罗汉。
上述两点都是关于文化传播的因素对建筑形态演变产生的影响。除了文化的因素，还有经济、技术、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寺庙建筑的演变。每一个寺庙建筑的规模、风格、质量、档次等等都与经济和技术有关。周边地区的影响也挺大，例如鄂尔多斯市海流图庙留存的十二座窑洞式殿堂是陕北风格的建筑。
恢复时期的寺庙建筑演变
恢复时期的内蒙古地区寺庙建筑有着时代性的特点；恢复数量少、恢复规模小以及寺庙建筑的形式风格上出现了很多局部和细节的变化。数量上，开始恢复历程的寺庙虽然不少，但是，还远远不及以前的数量。目前已开始修建殿堂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只有总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25座黄教寺庙当中只有诚恩寺（汗庙）、广恩寺（根培庙）和宝善寺（巴拉其如德）等三座寺院正在恢复当中，此外的22座寺庙还处于废墟或遗址的状态。规模上，部分寺庙正在恢复，但是，还没有一座寺庙能够完全恢复原貌。经过二十多年的修缮和重建，只是恢复了不到一半的寺庙建筑。上述的诚恩寺和广恩寺也不例外，诚恩寺现在的建筑面积还没达到以前的四分之一。建筑风格上，现在修建或重建的寺庙建筑大多数是变成汉式建筑了。文献记载和老照片证明广恩寺以前的大雄宝殿是纯藏式建筑，现在重建的大雄宝殿便是纯汉式殿堂。
局部和细节的演变包括；朝克沁独贡的演变等单体建筑的演变、佛像摆放位置的变异等空间利用的演变、有些装饰的变异等建筑装饰的演变。这里以单体建筑的的演变为例说明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局部演变。朝克沁（藏语；大会）独贡（藏语；殿堂）就是大雄宝殿，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的朝克沁独贡有一大特点；是通面阔窄通进深长，而是经堂和佛殿连接在一起的。前面是经堂，后面是佛殿，这显然是发展了藏式建筑平面布局的特点。例如包头市梅力更召的朝克沁独贡，前面的经堂是两层后面的佛殿则三层，经堂和佛殿之间有门廊和楼梯相连接，两侧还有门。1706年建成的赤峰市荟福寺的朝克沁独贡是正方形的藏式建筑平面布局，室内格局是经堂和佛殿相连。但是，恢复时期的朝克沁独贡却是以汉式建筑布局为主，有通面阔宽通进深短的特点。
细节的演变出现在建筑装饰上。寺庙建筑的装饰上包涵着很深的佛教文化。屋脊宝瓶、祥麟法论，十相自在等不只是寺庙建筑装饰，而是佛教文化的象征。屋脊宝瓶是密宗诸佛的象征物，祥麟法论是佛祖三转法论的象征，十相自在是时轮金刚的心咒。他们都有规定的摆放位置。呼伦贝尔的达西朋斯格庙，在法轮的位置上摆放了经幢，把法轮放在院门上，显然不符合规矩。研究佛教建筑必须要理解佛教文化。因为佛教文化的演变直接影响寺庙建筑的演变。
浅谈演变原因
恢复时期的寺庙建筑演变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原因，二是政策原因。
文化的演变是寺庙建筑演变的主要因素。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还没完全恢复，宗教仪式简化等流逝甚多。还有新增的内容，例如：很多寺庙在天王殿中央摆放的大肚弥勒、建筑装饰中出现的苏力德、鄂尔多斯苏里格庙寺院中的成吉思汗像和沙日特模图庙（济度菩提寺）天王殿中的成吉思汗像等等。这些都是文化演变的现象，也是导致寺庙建筑演变的原因。
政策引导也是寺庙建筑演变的重要因素。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寺庙的土地所有权，所以，寺庙只靠国家筹资或引资开发旅游产业。寺庙建筑往往注重外观宏伟而较少顾宗教氛围的营造。
结语
建筑是文化的一种载体，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是藏传佛教文化发展、演变与融合的象征。文化演变是历史的必然，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在演变，所以，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在相应地演变。这就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演变的主要原因。
参考书目：
[1] 蒙古学百科全书·宗教卷（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 蒙古族藏传佛教寺院大全（丛书蒙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3
[3] 德勒格 内蒙古喇嘛教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4] 嘉木扬·凯朝 中国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民族出版社 2009
来源：中国民族建筑网，宝山 韩瑛 白丽燕/文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572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