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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弃地的绿色重生-在废墟里找到公园

        设计师们在后工业时代为工业废弃地找到了一个中间点——被工厂毁到不能住人的地方,大可以把它们让给绿草,变成公园。

 

        看过《天空上尉与明日世界》的观众,基本上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主角们的美貌败给了蒸汽朋克风的魔幻美景——由泛黄的飞艇、高架铁路、摩天大楼所统治的,好像经过柔光处理的纽约城,成了本片中比朱莉姐姐的独眼还要亮的亮点。

        现实中的城市或许正在走向另一部电影:“WALL?E”。城市里仅剩下废弃地和垃圾,昔日的蓝色星球被一层黄色的毒气覆盖,绿树与生物都活不下去,只有不吃不喝不代谢的机器人能在此成就一段浪漫。

        好在在这个星球上的设计师们,在后工业时代为工业废弃地找到了一个中间点——被工厂毁到不能住人的地方,大可以把它们让给绿草,变成公园。

        工厂绿地:煤气厂公园

        虽然在1863年建成的巴黎比特?绍蒙公园,算是工业废弃地变公园的开山鼻祖,但若论起名气,还是开放于1975年的西雅图煤气厂公园比较大一些。

        始建于1906年的西雅图煤气厂,曾经是西雅图最大的公共事业公司。1937年,旧锅炉和煤转气系统昂贵的费用让公司不得不改用石油,两座新的油转气发电站出现在厂区,旧的煤转气设备也被拆掉。到1946—1947年,煤气厂再添两座油转气发电站,因为油转气的副产品也有大量市场,生产甲苯、溶剂油、硫磺、二甲苯和树脂沥青的厂也渐渐建立起来。在1940年,煤气厂差不多要为4万位居民服务——而到了1954年,这个数字却下滑到3万居民。1956年,煤气厂被迫停产。

        1962年,当西雅图政府收购了这个占地20.5英亩、位于联合湖西北与东北岸线之间的岬角之上的厂区,并有意把这个废墟拆掉,将其改头换面变成公园时,景观设计师Richard Haag与西雅图人全都对此欢呼雀跃。但在对它实地考察了6年之后,Haag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想法:对煤气厂越熟悉,他就越觉得这些黑色管道和塔楼有着雕塑一般的美感。忽然萌生某种家长情结的Haag觉得,应该留着这些管道和塔楼,公园建造在它们周围。为此,Haag自掏腰包6000美元,把自己的办公室搬进厂区里的一个旧铁匠铺——他非常确信自己知道煤气厂将来的模样是什么。

        但是,当Haag告诉西雅图人他对于煤气厂的规划时,大多数人根本不买账。“报纸专栏、他的同辈人以及愤怒的西雅图人都在攻击他。也只有顽固执拗如Richard Haag的人,才能够在这种嘲讽奚落中坚持下来。”当时的一位出版人回忆道。除了大众的声音,一些Haag自己的同事和伙伴也在私下表明,他们同样对Haag持怀疑态度。按照Haag的回忆,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也很难得到支持。

        为了能让他的煤气厂公园规划草图成真,Haag制作了很详尽的幻灯片。在片中,煤气厂公园变成一个多用途的现代艺术品。他还在厂内举办派对、赞助开通煤气厂大巴之旅,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工业时代遗迹所拥有的独特美感。在近三十个公众秀之后,Haag终于打开了更多人的眼界和思维,留下煤气厂遗迹的规划得到了更多人宽容热情的支持。

        花了三年,Haag终于如愿以偿,开建煤气厂公园。Haag在厂区内的那个铁匠铺办公室也成了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看起来脏乱差的煤气厂公园是真的可以住人的。尽管人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想法,但在施工第一阶段,他还是先建造了一些非常“公园化”的设施:野餐区,被绿树和灌木丛包围、长满草的土丘,以及一个可以俯瞰整个煤气厂的观察站。在建好这些之后,他才开始着手他最想改造的,也是争议最大的煤气塔回收改造。

        1975年,煤气厂公园向公众开放。现在,煤气厂公园已经可以算是和平音乐会的独家场地,每年7月4日举行的西雅图烟火大会也多次选择了这个被《西雅图时代报》评为“全西雅图最怪公园”的地方,2009年,它更成为了烟火大会的独家场地。除此之外,它还是夏至自行车大赛的终点站,以及西雅图世界裸体自行车赛的起始点。Richard Haag当然有资格骄傲。当他站在一棵15英尺高的枫树旁边时,他完全一副家长范儿:“这些树都是我种下的,从一粒粒种子长成现在这么高。”

        “蒸汽朋克”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

        在欧洲,最为出名的工厂公园,莫过于德国鲁尔区的、富有奇幻色彩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德国鲁尔区算是欧洲最大的煤铁生产中心。随着重工业的没落,整个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地位也随之下降,最后只剩下钢轨底座、大烟囱、矿渣场、被污染过的土地、工业废墟和被人工改造过的航道。

        用铁矿厂区的废墟建造公园,是德国景观建筑师Peter Latz在1989年就立下的“远大志向”。与Richard Haag相同,Latz也被厂区中的工业时代庞大架构所深深打动——尽管剩下的仅仅只是个残缺的废墟。在设计师的眼中,这些灰暗的钢铁塔楼更像是一笔遗产,一片巨大的雕塑群,一座“抚育了守护神的遗址”。在Latz看来,“一个巨大的熔炉绝非仅仅只是一座熔炉。它更像是一条带有威胁感的巨龙,守护着它周围的一切”。

        但想要在这个大而复杂的厂区上进行再设计,绝非易事。正如Latz所说:“厂区里其实没有太多公园的感觉,它很难勘测,没有清晰的规划。厂区里的结构基本是由混乱的一堆建筑物与毫无章法的交通线联合构成的,就是一个混乱的、有无数种可能性的大致轮廓而已。”

        这个570英亩的项目持续了13年,从1989年到2002年。Latz的再设计,将这个复杂混乱的厂区变成了有迹可循的公园系统。公园以厂区老铁路线为主结构线,配合整个厂区的人造地貌,建造出新的人行桥、散步道,铺设植被,让它们成为连接各个部分的通道,让空间更加开放。原厂区的底层,则用来建造水上公园——目的是“利用以前的废水排放渠收集雨水,雨水引至工厂中原有的冷却槽和沉淀池,经澄清过滤后流入埃姆舍河”。

        许多凝固着历史与回忆的景观,也镶嵌在这个立体的公园结构之中:用煤渣铸成的公共广场;用巨大的混凝土墙改造而成的攀岩广场;用炉渣堆建而成的露天剧场;隐藏在周围巨大炼钢炉中的音响系统;被改造成巨大舞台的老车间;由49块回收金属板组成的、象征着公园之心的中心钢铁广场——组成它的每块金属板的重量,都在7—8吨之间。在这座满是工业时代历史痕迹却又充斥着蒸汽朋克式的奇幻之景的公园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那座长得像可乐罐一样的天然气贮藏罐——这个直径45米、深达13米的庞然大物,现在已经成为全欧最大的室内潜水馆。

        这座公园是为记忆而建造的。它能够让曾经在这里工作的祖父,带着他的孙子孙女漫步在这片建造在厂区之上的公园,并向孩子们解释,那些保留完好的机器与塔楼曾经是用来做什么的。Sebastien Marot、Frances Yates、Robert Smithson等作家,也都描写过北杜伊斯堡公园如何让观者回忆起那段工业历史——以“回忆”为中心,也是越发流行的设计理念。

        现在,从80米高的5号高炉上望下去,工人、齿轮、机械声都已经从厂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园区内的遍地绿色——曾经因为污染严重而成为无人区的西侧老煤矿区,在采用“生态植物修复技术”进行修复后,已经变成纯天然的自然公园。而当夜幕降临,由英国灯光师Jonathan Park所设计的灯光效果,会让钢铁巨人们披上奇幻外衣,瞬间穿越到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

        非传统的外形与旧厂区的重生,都让它成了本地人眼中的“游览胜地”。这也为杜伊斯堡北部的工薪阶层社区带来财运:远足、自行车队、公园探险、公众集会以及大型文艺活动,都可以让土著们小赚一笔。现在,每年前来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的游客数量已经突破50万人。

        城市绿桥:高线公园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纽约迎来了一段废弃地的大变身。2011年7月,纽约高线公园二期开放,《纽约时报》对它连续报道了5次,《纽约客》、《纽约每日新闻》、《纽约邮报》也都进行了轮番报道——而纽约客们之所以对它如此热衷是因为从那时起,纽约市里又少了一条废墟,多了一段美景。

        在1847年,纽约西货运高架线开始在曼哈顿下区运行,用来连接肉类加工区和三十四街的哈德逊港口。这条货运线离地面9米多高,目的是采用高架形式缓解地面交通压力。由于公路交通的飞速发展,在上世纪60年代,这条线路就已渐渐派不上用场,在1980年被停运。停运后的高线区渐渐变成了城市废墟,根据《国家地理》的报道,住在高线区附近的人跟90年代纽约市长Rudolph Giuliani持相同意见:赶紧把它拆了。

        在这之后的20年中,高线成了彻底的遗弃地。铁路爱好者Peter Obletz只用了十美元就买下了高线上的高架结构,准备用来做铁路重建材料。后来Obletz为这段用十美元买下的高架打了5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输掉了它的所有权。1996年,Obletz去世——他算得上是高线保卫运动第一人。接下来是摄影师Joel Sternfeld,在高线区的被遗弃时代中,他执着地拍摄这个地方,在他的镜头下,高线就像是一条穿过城市工业区的丝带,充满着生机。这些美丽的照片被大范围地传播,并成为说服人们保卫高线的最有利的图片真相——这片看起来无比沉闷的工业区,真的具有成为公园的潜质。

        但最终促成了高线公园诞生的,是两个普通的纽约市民:自由作家Joshua David和寂寂无名小艺术家Robert Hammond。两个人在一次社区集会中相遇,当时铁路公司的人正在给人们介绍一些重新使用高线的计划,让本希望能快点儿拆了它的人们非常愤怒。Hammond 说:“在所有在场的人当中,David和我是唯一想要保留下高线的人。”

        痴迷于铁轨、铆钉和工业遗址的Hammond和David一起,跟着铁路公司的人去了高线遗址。“我们在那儿看到了长达1.5英里的野花带——它们就生长在曼哈顿的最中心。”“纽约客们天天梦想着能有一块开放地——在一个满是公寓的城市中,这只能是幻想。”而高线正是一块有巨大延展性的开放地——Hammond和David决定联合起来,阻止高线的拆毁。

        1999年,他们和一些朋友组成了民间非营利组织“高线之友”:“那时我们只想阻止当时的纽约市长拆除它。但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步。也正是在那时我们意识到,高线可以成为一块新的公共空间。”2002年,“高线之友”对于高线地区进行了一次经济前景评估,比起当时的纽约市长所提出的,“把高线拆毁并将切尔西地区发展成为集画廊、餐厅、loft住宅区为一身的社区”,将高线地区改造成为公园更能够帮助高线周边的社区,也丝毫不会影响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高线之友”将巴黎的Promenade Plantée介绍给了纽约客。Promenade Plantée是一条长4.7千米的线路公园,它是沿着已经废弃的巴黎—万塞纳铁路沿线建立的。这条铁路始运行于1895年,在1969年12月4日停运。到了1986年,勒伊站开始规划这条被废弃了十几年的铁路沿线,两位景观建筑设计师Jacques Vergely与Philippe Mathieux联手完成了设计,并在1993年举行了“开园仪式”。很多年来,这都是世界上唯一一条可被称为“高线”的线路公园——直到纽约高线公园的出现。

        2003年,草根组织“高线之友”面向全世界举办“创意大赛”——不设门槛,不是专业的景观建筑方案大赛,而是欢迎任何人提供任何他们想象中的高线未来。在这次大赛中,“高线之友”收到了来自36个国家的720份方案。自此,纽约一些年轻的对冲基金经济以及房产经纪人都对高线改建产生了兴趣。当时纽约文化机构的主要投资人之一、亿万富翁Michael Bloomberg也为高线公园计划提供了支持。

        2004年,高线公园预算被通过,当时的纽约市长以及议员发言人都是重量级支持者。2009年6月,高线公园一期开园,立刻成了纽约城最热的“旅游景点”——你能见到讲各种语言的参观者。而在两年后的二期开园,依旧不减当年盛况。如同《国家地理》杂志的Paul Goldberger所写:“走在远离地面25英里的高架上,你知道自己依然在这个城市中,却又有一种腾空离开的错觉。你可以选择坐在长凳上,被精心修剪的植物们包围;也可以漫步在哈德逊河之上,享受阳光;更可以回望两侧,感受纽约市的旧貌新颜。而通过这条没有交通拥堵和红绿灯的空中大道,穿越十条街,只用花在地面上穿过两条街的时间。”

        废弃地的再利用风潮

        纽约的高线公园立刻以其美貌,成了红遍世界的城市缪斯:香港、耶路撒冷、鹿特丹、新加坡的开发商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跑到高线公园的甘斯沃尔特大街去实地考察;费城、底特律、芝加哥等其他美国城市也都一窝蜂地想让废弃地立刻实现大变身——芝加哥的铁路公园筹划者Ben Helphand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Kate Taylor,“高线公园明确了我们设计的责任,这是美国大城市间的良性竞争”。

        除了一窝蜂想来借鉴的,还更有自己创新的:受到纽约高线公园启发,曾为NASA工作的建筑师James Ramsey以及曾在谷歌工作的Dan Barasch为在曼哈顿Delancey大街地下的废弃电车停靠场设计了新出路——地下公园。这个阴冷潮湿、已经废弃了60多年的地下终点站,在建筑师Ramsey开发出的“遥远天窗”技术后,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这项技术能够用视觉光纤绳将阳光引入地下,保证植物能在地下正常生长。目前,地下公园计划的倡议者已经与“高线之友”联合起来,并向交通运输部的官员推荐了这个构想——他们表示很感兴趣。

        而在中国,城市废弃地的改造也正在进行。2008年,天津市河东区将22公顷的废弃打靶场改建成城市绿地。利用地形重造坑塘,形成与不同水位和盐碱度条件相适应的植物群落,完成了土壤盐碱的治理。2010年,北京西部小煤窑区实施多项生态工程,将矿区变为风景优美的旅游景点。2011年,河北省将市区南部的南湖公园开放——公园的前身是开滦采煤沉降区,三年的生态改造工程让废弃地变成生态公园。而在淮南市大通矿区的煤矿塌陷废弃地,也将要建设低碳太阳能公园,用生态重建技术将沉陷地区改造成为湖泊与绿地,并建造大面积太阳发电设备,以及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发电厂。

        城市废弃地的重生渐渐成为了城建热事——这些构建在历史之上的公园也实现了蒸汽朋克所描绘的宏大梦想:让人们能够同时穿梭在不同的时空,让城市变为一个能够让过去与现在同时存在的平行世界。

来源:<<新周刊>>第364期 于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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